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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Reddit上有关新加坡国民服役（NS）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网友质疑，为何在新加坡，男性必须服役，而女性和外籍人士却无需承担这一责任¹。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是否真的是对男性的不公平？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怒？

国民服役，无疑是一份责任，但同样也是一份荣誉。在新加坡，每一位男性通过服役，都在为保卫家园付出行动。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成为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这种贡献和奉献，是对国家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家园的守护。

国民服役同时也是一种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在军队的生活中，男性不仅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更学习到团队合作、领导能力和自我挑战等宝贵的生活技能。这些经历和能力，将深深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走得更远。

对于女性和外籍人士不需要服役的观点，我们同样应有深思。女性，她们在新加坡社会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通过志愿者服务、公共服务等方式，她们同样为国家的建设付出了努力。外籍人士，他们在新加坡的居留和工作，也为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民服役制度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新加坡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安全挑战的产物。新加坡的国民服役制度是对特定安全挑战的回应，它是新加坡的主权问题。质疑国民服役制度，实则是对新加坡主权的挑战。

国民服役不仅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男性以实际行动保护了家园，也在挑战和困难中不断成长。我们应该理解和尊重新加坡的国民服役制度，而非对其进行质疑和抨击。

近期，新加坡的一起法律案例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名62岁的新加坡男子，李家骐，因未能及时向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ICA）报告自己的住址变更，被罚款2000新元。此事件不仅为公众揭示了报告地址更改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人们对此项规定背后的原因的深入思考。

在新加坡，所有的身份证持有者，根据国家登记法，都必须在更改住址后的28天内向ICA报告。这项法规的实施可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新加坡刚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面临着众多的社会问题，包括身份证件的伪造和误报。因此，为了确保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身份证件的可靠性，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这项法规，要求公民报告住址的更改。

在这起案件中，李家骐在搬到淡滨尼街的新家28天后，仍未向ICA报告更改住址。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债权人在他无法偿还债务时，会把催款信寄到他的旧地址，从而避免被催债。然而，这样的行为结果导致他的前房东不断收到大量的催款信件。

面对这种情况，法律专家解释说，虽然未报告地址更改并不算是刑事犯罪，但仍然是一项违法行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们强调，该法规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刑事制裁，而是为了确保公民的身份信息准确无误，以便公共机构能有效进行官方通信和各种社会服务。

例如，如果公民没有及时更新他们的地址，执法机构在寻找身份证持有者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可能直接影响到刑事调查，法规行动，以及如在Covid-19期间的安全措施的执行。此外，不准确的住址信息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提供出现错误，例如，政府发放的优惠券可能会发给错误的接收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民的新地址会在一天内被更新到ICA以及其他23个公共机构，但并不包括商业公司，如银行、电信和保险公司。此项规定或许是出于对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的考虑。在现代社会，个人的住址信息被视为高度个人化的数据，公开和滥用可能对个人的安全感、可达性和隐私产生直接影响。

专家指出，个人数据保护法对个人数据的可访问性和使用权进行了严格的保护。因此，商业机构如银行和电信公司在获得、使用和保留这类个人数据时，需要直接从其客户那里获取，并且只能用于特定的商业目的。

尽管存在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担忧，但仍有专家建议，应考虑将地址更改的通知扩展到商业公司。他们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公民向各个机构单独报告地址更改的麻烦，而且也有利于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

然而，这一建议的实施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标准方面可能存在差异。混合私人-公共数据整合可能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可利用的数据访问点。尽管技术保障措施或改进可能有助于减少这种风险，但在某种程度上，技术的局限性总是存在的。

此外，公众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个人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已经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任何涉及个人数据的政策或法规都必须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

综上所述，虽然这起未报告地址更改的案件在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实际上揭示了地址更新制度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一个涉及法律责任的问题，也关乎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因此，公民应及时更新自己的地址信息，以便能够享受到精准有效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防止其被滥用。

新加坡——在义顺北方城市购物中心，73岁的林清杰（Lim Cheng Kiat）心怀不轨，一日之内侵犯了三名年龄在13至15岁之间的女孩。

这位无业的新加坡老人上个月因三项公然猥亵罪名而认罪，目前正在等待判刑。他的判刑听证会于周四（5月18日）推迟至晚些时候，理由是需要更多时间审查纠正训练和预防拘留报告。这份报告将允许法院考虑涉及长期监禁的严厉惩罚。由于法院命令，受害者的身份不能公开。

今年2月23日的下午，第一位受害者和朋友在商场的地下二层闲逛时，遇到了林清杰。他注意到这位穿着校服的15岁女孩，故意走向她，用右肩碰到她的左脸颊，同时在她的衬衫上捏了她的胸部，然后迅速离开。她感到恶心，向商场服务台的员工报告了这个情况，并在员工的帮助下报了警。

据副公诉官余凯拉（Kiera Yu）在法庭文件中表示，林清杰在与第一位受害者的事件后，遇到了商场一楼的第二位受害者。这位13岁的女孩也穿着校服。林清杰走向她，用肩膀碰到她，同时在她的衬衫上捏了她的胸部，然后迅速离开。受到惊吓的第二位受害者告诉了她的妈妈，随后被带到警察局报案。

第三位受害者在赛百味三明治店购买食物时遇到了林清杰。这位15岁的女孩也穿着校服。当她在看菜单时，林清杰用他的右肩强烈地碰撞她的左肩，同时在她的衬衫上握住了她的胸部，然后迅速离开了店。

在林清杰离开后，这个女孩立刻向她的朋友哭诉发生的事情。她后来去了警察局报告她被猥亵。

林清杰最后通过闭路电视被识别出来，并于当天晚上11点11分被逮捕。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承认自己有意识地触摸受害者，并称这些事件对他来说“微不足道”，因为他并未“强奸”受害者。他还承认故意碰撞每一位受害者，同时触摸他们的胸部，试图使其看起来像是意外。

当地方法官Eugene Teo询问他是否希望提出减刑申请时，林清杰回答说，“要求减刑就是懦弱”，并称“在狱中死去也无所谓”。

在对量刑的讲话中，副公诉官余凯拉强调了林清杰罪行的严重性和他的顽固态度，指出需要一项与他的犯罪行为相称的威慑性判决。

林清杰的量刑定于6月20日进行。

近日在新加坡发生的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中，一个11岁的男孩在母亲的愤怒之下被刺伤。原因只是这个孩子未经允许使用了母亲的手机。这个悲剧性的事件强烈地提醒我们家庭暴力的严酷现实及其毁灭性的影响，尤其是对孩子们的伤害。同时，它也迫使我们审视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促成这样可怕的行为。

家庭暴力，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对其受害者，特别是孩子，带来了毁灭性的心理和身体后果。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发展出一系列的情感、心理和行为问题。他们可能会挣扎于恐惧、内疚、羞愧和困惑的情感中。新加坡的这起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个年轻的男孩，被自己的母亲施以暴力，遭受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更有可能是一种可能让他终生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抑郁症，一种复杂的心理健康障碍，是这个悲伤故事中的另一个关键元素。在这个案例中，这位母亲患有中度严重的抑郁症。尽管抑郁症可以严重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它并不能为暴力行为辩解。然而，理解抑郁症在此类事件中的角色对于未来预防类似情况至关重要。

抑郁症可以表现出各种症状，包括持续的悲伤、对活动失去兴趣，以及在严重的情况下，无法控制的情绪甚至暴力行为。这是一种需要同情、理解和适当治疗的状况。在这个案例中，母亲的抑郁症可能导致了她失去控制并犯下了暴力行为。但再次强调，这并不能为她的行为辩解。

这个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行动的号召。它强调了我们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必须提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和理解。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得到认识，患者必须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治疗。此外，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的相关偏见进行战斗，确保个人和家庭不会因为寻求帮助而受到阻挠。

这个悲剧性的案例是一个生动的提醒，它向我们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现实，以及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起到的复杂角色。在我们反思这个事件时，让我们决心采取行动，教育自己和他人，努力向一个没有这种令人心碎事件的社会进发。

“民粹主义”（populism）成了上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的一个焦点，而且很罕见的，在最后一天辩论中，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竟同意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观点，即大家都应向民粹主义说不。显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会承认自己在走民粹主义路线，我们也只能听其言，观其行。

但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在国会辩论的语境里，民粹主义显然是不好的，也不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遭到一致否定。追根溯源的话，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就现在一般新闻媒体上的用法来说，民粹主义指的是政客利用一些课题煽动民众情绪，反执政者（体制）、反精英阶层，从而达到捞取选票的目的。因此，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等，都属民粹主义政客。

新加坡国会日前辩论的民粹主义指的又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很直接，就是指一些政客为了争取选票提出各种讨好选民、哗众取宠的主张，如免费教育、医疗之类。这回，黄循财给了自己的明确定义。他说：“民粹是压制真相、掩盖真相、陷入后真相（post-truth），以及为政治利益而扭曲事实的政治。它伪称复杂的课题有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民粹主义在新加坡生根，推行民粹政策的政党或许能得到一些短期的好处，但长远而言将对新加坡和新加坡人造成巨大伤害。”

他接着说：“就政府而言，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民粹主义，在制定政策时坚守诚实和廉正。如果政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我们期待反对党指出来。请这么做。你们必须这么做。我们期待你们这么做。相反的，如果反对党提出我们认为是民粹的想法和政策，我们同样会指出和强调我们的关切，理应如此。我希望这是我们就如何推动新加坡政治和民主发展的共识。”毕丹星随即表示认同。这是一个“观其行”的重要参照点。

其实，黄循财在第一天的辩论中就已表达了这样的期许。他期待在此次辩论和本届政府余下的任期中，听到反对党提出实在的替代政策方案，而不是投机取巧或民粹的想法，一点一点地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理应是提出一个替代政府的严谨的替代方针。

所谓一点一点地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切香肠。政治上这是很厉害的做法，因为它操作的是灰色地带。你不容易给它套上民粹的帽子。比如，你说政府只应动用一半的储备金净投资回报贡献，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动用60%？这是不是民粹可以争论，但肯定是在切香肠，也很容易获得选民的欢心。又如，你说非得调高消费税不可，他则说，为什么不调高富人税、公司税等等？这也能博得一些选民的欢心。

最要命的是，如今有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切香肠的做法更具杀伤力。因为，一个人就可以形成一支网军，为各种反对的声音鼓噪。但对黄循财的直攻，毕丹星其实并没有接招，而是采取了暂避其锋的做法，坦言现阶段工人党成就不了替代政府，它的中期目标是在国会里拥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在冷眼旁观者看来，这等于说：现在我们不必提出什么替代方案，反正我们还做不了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黄循财和毕丹星过招，还提及另一个当今民主政治极其突出的问题：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民主都走上了民意分化和两极化的歧路。看一看这些国家，民粹主义已经生根，对这些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这方面，美国可说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多年来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四处征讨的美国，现在是民主政治最糟糕的反面示范。

政党政治一般来说，最终都难免走上这样的末路，即连以色列也不例外。少了外部威胁，内斗立即恶化，政党间（以及它们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很快就浮上台面。当年立国时的以色列可谓四面楚歌，加上有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支撑，因此表现团结，枪口对外。但如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威胁”已经消退了（除开伊朗），各政党的争斗也空前激烈。比例代表制更加剧了大小政党割据和政治碎片化的情况。

因此，新加坡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两大问题。一是政党政治难以回避的发展趋势问题，另一就是与此相关的民粹主义问题。一党（行动党）主导向来是新加坡政治的优势。但随着老一代选民的逐渐消失，这种情况必会逐渐转变。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则会加快转变的进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更多元的声音和意见，并认为国会里应有更多的辩论，只有这样才能制衡政府和产生更好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也会觉得，更多的政党竞争能产生更好的治国人才，或者在行动党有朝一日变坏时，能有一个后备轮替。

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理论上正确而已。每一场政治辩论几乎都是以各持己见暂时落幕；政党激烈竞争的结果往往出现民粹主义政客。总的结果则是党派对立（若是两党势均力敌的话），社会分化。欧美各国如此，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也是如此。政治辩论可以似是而非，让一般选民头脑混乱，无所适从，最后是靠对政党的忠诚投票，胜出的往往是最懂得操纵民众情绪的政党和政客，而不是最有能力治国的人选。这里不是要否定竞争，而只是要指出，政党政治必然形成政治恶斗，政治恶斗就会出现上述的结果。

新加坡出现行动党和一批能干的建国元老，那是历史的偶然，不是必然。随着建国时期的危机感逐渐消退，以及老一代曾经过苦日子的选民逐渐退场，在相对安逸和稳定中成长的新“新加坡人”，必然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逐渐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欲求。要求人们为后代和长远着想，抑制和延迟满足眼前的欲望，将会越来越难。其实这是人的本性，不然朝代和国家也就不会有盛衰的轮回了。

因此，孟子有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016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科幻小说里的主角，也说出了一番现在在网络上经常被引用的话：艰难的时世造就了坚强的人，坚强的人造就了安逸的日子，安逸的日子造就了软弱的人，软弱的人造就了艰难的时世。未来一代又一代的新“新加坡人”，是否能超脱盛衰轮回的“规律”，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答的问题。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